“去镇上上学，得有辆自行车。”"吃饭时父亲突然说。我扒饭的手顿住了。隔壁王会计家的儿子有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，每天放学路过我家门口时总是叮铃铃的响。
第二天晌午，父亲推着一辆黑色的二八式自行车进了院门。车身上的漆掉得斑斑驳驳，链条上裹着黑乎乎的油泥，铃铛也锈住了。这是他从街上修车铺花十五块钱买的旧车。
“暑假学会骑车，开学就能自己上学了。”父亲拍拍座垫，扬起一阵灰尘。我围着这辆铁家伙转了三圈。它比我还高半个头，横梁粗得能当扁担用。我试着推了推，它立刻歪向一边，差点砸到我的脚。“先学溜车。”父亲示范着，左脚踩在踏板上，右脚在地上蹬几下，车子就滑出去老远。我学着他的样子，刚滑出两米就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的草垛。 母亲从灶房跑出来，手里还拿着擀面杖：“摔着没有？”我龇牙咧嘴地爬起来，裤腿上沾满了草屑。父亲却笑了：“学车哪有不摔的？我当年学车时，把邻居家的酱缸都撞碎了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天天在麦场上练习。先是溜车，后来试着把右腿从横梁下面掏过去骑“掏裆式”。车子总是歪歪扭扭，像喝醉了酒似的。有次差点撞到晒玉米的李婶，她骂骂咧咧地追了我半条街。
七月的太阳毒得很，我的后背晒脱了皮，膝盖上的淤青叠着淤青。最要命的是上车，得先左脚踩踏板，右脚猛蹬几下，再迅速把右腿甩过坐垫。这个动作我练了整整一个星期，期间撞翻过鸡食盆，碾死过两只小鸡崽，还差点栽进粪坑。
终于有一天，我摇摇晃晃地骑出了二十多米。风从耳边呼啸而过，麦场边的杨树飞快地向后退去。我兴奋得大喊大叫，结果乐极生悲，直接撞上了麦草堆上。父亲蹲在屋檐下卷烟丝，看见我的狼狈相，笑得烟丝撒了一地：“会骑了？明天教你带人。”
第二天，妹妹成了我的第一个乘客。她战战兢兢地侧坐在后架上，死死拽住我的衣角。我蹬了不到十米，车子就开始画龙。最后在一个急转弯处，我俩一起栽进了路边的水沟。妹妹哭得惊天动地，惊动了正在菜园里摘豆角的母亲。“作死啊！”母亲举着扫把冲出来，“你妹妹才多大？摔坏了怎么办？”父亲赶紧打圆场：“不摔几次学不会的。我当年......”“你当年你当年”母亲打断他，“你当年还把别人的围墙撞塌了呢！”
八月中旬，我已经能骑着二八车在乡间小路上自如穿梭了。开学前一周，父亲特意请假带我去镇上“认路”。二十里的土路坑坑洼洼，上坡时得站起来蹬，下坡时又得捏紧刹车。骑到学校门口时，我的裤腿已经被链盒上的油泥染得黑一道黄一道。“记住路线了吧？”父亲抹了把汗，“以后下雨天就别骑了，路上太滑。”
开学第一天，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。母亲往书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和一张烙饼，父亲给车链子上足了油。我推车出门时，发现车把上多了个崭新的铃铛——那是父亲用私房钱买的。晨雾中，我蹬车上路。链条发出轻快的咔咔声，铃铛叮叮当当响了一路。骑到村口时回头望，看见父母还站在门前的老槐树下，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晨雾里。
现在想来，那个夏天学车的过程，就像人生的缩影。总要摔过几次，疼过几回，才能掌握平衡；总要跌跌撞撞，才能学会前行。那辆伤痕累累的二八车，不仅载着我走向更远的世界，也承载着父母沉甸甸的期望。
如今回老家，那辆老自行车还靠在西屋墙上。轮胎瘪了，链条也锈死了。但每次看见它，耳边总会响起父亲的话：“骑稳点，看路！” （李晓）